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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是什么“家”:孔子是什么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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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代中期的章学诚提出“六经皆史”、“经流于史”的观念,打破了正典的六艺和孔孟典籍在“达道”之上的垄断局面。在这篇文章中,刘小枫先生似乎提出了和章学诚截然相反的命题:《史记》亦经。

  《史记》的地位源于它的创作者司马迁的地位。如果司马迁是一个像孔子那样“删定诗书”、“制一王之法以俟后圣”般“删定史籍”、“以史立法”的大立法者,那么他同样就是一个“有王心”的“素王”了,进而,《史记》也就不是一般人立言的史文,而是大立法者制定的“经”了。

  在王朝的语境下,继绝学、赓续道统成了一件大事。对道统的传承有哪些方式呢?通常而言,人们把孔子孟子荀子、朱熹王阳明看做道统代言人,或者再加上董仲舒和韩愈。除了孔子之外,这些思想家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着力去直接探究义理和。孔子除了留下直接探究义理的语录体《论语》,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删定《诗》《书》,作《春秋》等;删定《诗》、《书》实际上是进行“规范文本”(立法者订立的“”)的创制,而作《春秋》则是制作历史、褒贬前人、形成矩范。

  现在的问题是:孔子因删《诗》《书》、作《春秋》而成为,成为“素王”和大立法者,同样“绍法《春秋》”、“厥协六经异传、整齐百家杂语”的司马迁是否也是具有“王心”的“大立法者”呢、是否也是道统的代言人呢?

  司马迁及其《史记》的定位,不仅关系到道统代言人有哪几个的问题,还关系到道统包含着哪些开显径,对于今天的我们,也是更重要的,关系到我们可以从哪些领域去把握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。具体说来,我们常常从“经”的角度去理解王朝的主流意识状况,如果《史记》等文献也是“经”的话,借助于中国如此丰富的史籍,我们的理解视域会宽广很多。

 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我们如何去研究古代中国历史,“《史记》亦经”的说法或许包含着一种特别的历史研究方。

  “孔子作《春秋》乃赓续《诗》、《书》,‘《诗》亡后《春秋》作’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……‘《书》亡而入于《春秋》,皆天时人事,不知其然而然也……司马迁绍法《春秋》,而删润典谟,以入传纪’(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·书教上》)”(页297)

  在这里,孔子作《春秋》和司马迁删典入传的行为,都是规整典籍的行为,而且,在行为上有内在一致性:司马迁绍法孔子的《春秋》方法。然而,规整典籍的行为是否就是确立矩范的立法行为呢?

  我们只要确定了孔子行为的性质,司马迁行为的性质就随之可以确定了。

  “孔子是否‘删《诗》’,与孔子是否作《十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书序》等问题连在一起,涉及对孔子的历史形象的认证:孔子究竟是素王、还是整理故旧的学究老儒?(页300)”

  “(经删定《诗》、《书》)孔子确乎不再像个‘失意知识’,而是‘制一王之法以俟后圣’的立法者,孔子是什么家以致被尊为‘素王’”。(页301)

  “司马迁删述史籍的笔法,当从孔子‘垂空文、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’来理解。既然司马迁立志效法孔子,‘厥协六经异传,整齐百家杂语’就是继孔子立一王之法的又一次立法之举,‘以三统论和五德说的模式论载历史。如果仅仅把《史记》当现代意义上的史书来读,无异于掩埋《史记》笔法所寓‘立法’——国朝史学一方面费力挖掘地下竹简,一方面辛勤掩埋地上世传古书的‘良苦用心’。”(页305)

  既然司马迁是继孔子立一王之法的又一次立法之举,那么他本人也就是王朝下的大立法者了,是和孔子一样的“素王”了。

  确定了司马迁的大立法者地位后,我们对于他所做的《史记》之性质也基本能做一个判定了。

  如果说章学诚等人主张“六经皆史”,力主化经为史、撤销“经”所具有的定制矩范、素王立法的品格的话,刘小枫先生反其道而行之,孔子是什么家力主“《史记》亦经”,并对章学诚等人严厉:

  “孔子删述六艺,把习传的史书变成具有政教法权的经,与此背道而驰的是,现代史学要么跟随章学诚,要么跟随胡适,将还原为史学,孔子是什么家‘经’要么成了上古史料,要么真的成了‘断乱朝报’,删述六艺‘当一王之法’的从此。”(页305)

  在刘小枫先生眼里,化经为史的做导致对王朝史学的严重,致使我们错失于王朝史学树立矩范、为后王立法的实质。

  除了主义史观会造成误会外,现代主义下的各种史观也会遮蔽我们对王朝史学实质的把握。刘小枫先生对现代史学观加之于王朝史学上的,情感激越地连连发出:

  “司马迁既然效法孔子式的‘先哲王(素王)’,当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。

  这就怪了——怎么没见当今思想史大家萧公权的《中国思想史》提到司马迁?的眼睛会不会被某种现代的‘主义’史学搞迷糊了?就像其师萨拜因的眼睛看不见修昔底德在雅典时代‘作’《战争志》,赓续荷马的特洛伊战争史,同样意在‘立法’,而非‘立言’,因而是思想家?”(页305)

  “仅仅才过一百年,我们连自家的学术常识也抛弃了。”(页306)

  萧公权先生确实按着现代主义下的某种史学子在行走,他不仅仅没有把司马迁当做立法的素王或思想家,甚至在其《中国思想史》大著中还把一贯持守的以“文野之别”为实质的“华夷之辨”成了以民族身份为标尺的“汉民族主义”历史观——或许,他著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关怀道统本身,而是为了应和国家现代化和战争之时需。相反,先生提到到的雅典史家修昔底德,倒是被列奥·施特劳斯纳入他主编的《哲学史》中去了,而且,还放在了起首的第一篇上,在大思想家柏拉图之前。

  司马迁自谓作《史记》乃‘绍法《春秋》’,既然孔子《春秋》‘续《诗》’,《史记》渊源当回溯为《春秋》-《诗》。后世的某些家(如章学诚)不理会司马迁意图,偏说司马迁是要续订国史,以‘《书》亡而入于《春秋》’的说法抛弃了孟子的‘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’的说法,构造出了《史记》-《春秋》-《尚书》的三段论式史学史回溯说。如今,章氏的说法发展成了这样的现代史学理论:尚书的‘以史为鉴’经孔子的‘以史为法’到司马迁成了‘以史立言’。如此史学史,无异于说司马迁放弃了‘以史立法’的孔子笔法。”(页303)

  把《春秋》的源头追溯到《诗》,还是追溯到《书》,直接关系到《春秋》是在“立法”还是仅仅在“立言”。这里涉及到一个刘小枫先生论述的前提:“诗”教是古典或王朝的“立法”之教,它具有一种的效力。如果把源头追溯到《诗》,那么《春秋》和《史记》则是具有效力的、是王朝的政纲;如果追溯到《尚书》,就像章学诚那样,那么《春秋》和《史记》仅仅只是学者个人的所立“一家之言”和“私见”、全然不具王朝政纲的法权效力。

  刘小枫先生斩钉截铁地认定《史记》是“素王书”,那么,我们顺着先生的思,自然而然就推论出“《史记》亦经”的结论了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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